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背后的金融勢力

1926年11月，北伐軍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勢如破竹地很快摧毀了直系軍閥孫傳芳的武裝力量，迅速占領九江、南昌，并在南昌設立北伐軍總司令部，為進攻南京、上海做準備。

此時上海的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如火如荼地進行。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連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引起了上海租界外國列強、工商買辦階級的極大恐慌。1926年底至1927年2月，荷蘭銀行買辦、上?？偵虝L虞洽卿匆匆忙忙從上海幾次到南昌跟蔣介石接洽，達成秘密協議，協議的核心內容是，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后，即可獲得6000萬銀元貸款，條件是清共反共。之后僅僅在1927年4月、5月短短兩個月時間，在以荷蘭銀行買辦、上?？偵虝L虞洽卿，上海銀行公會核心人物陳光甫（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張嘉璈（中國銀行總經理）、李馥蓀（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等人為代表的上海工商界、銀行界，以及背后的國際銀行勢力大規模融資支持下，蔣介石拿到了4000萬銀元融資，遠超蘇聯1924—1927年間總計大約3000萬盧布（約合2700萬銀元）資助。

蔣介石一直忌憚共產黨強大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視之為實現集權圖謀的障礙，此時有了上海大資本買辦階級和背后英美國際勢力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融支持，蔣介石有了底氣擺脫對蘇聯財政資助的仰仗和依賴，毫無顧忌地開始實施“清黨運動”，1927年4月12日悍然發動震驚世界、暴虐無道的反革命政變，背棄孫中山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大政方針，瘋狂地拔本塞源，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工人和左翼人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參與其中，捕殺大批共產黨人。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與共產黨公開決裂，選擇寧漢合流，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下，武漢大批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運動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陷入低潮。

二、革命根據地與革命根據地金融機構的創建

為了挽救革命，英勇的共產黨人不懼生死，繼續擎起解放全中國的理想信仰之旗，組織武裝反抗，建立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以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2萬多人在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隨后黨派出許多干部奔赴各地，組織領導武裝起義。在“八七會議”總方針的指引下，黨先后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以及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起義，在全國300多個縣領導組織了工農武裝起義，創建了約15個農村根據地，成立蘇維埃紅色政權，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到1930年上半年，工農紅軍已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革命武裝共約10萬人以上。隨著革命根據地的不斷鞏固和擴大，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必須“通過一個擁有國家資本與獨立壟斷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于國家手中?！鞭r村革命根據地建立在邊遠農村山區，經濟條件差、生產落后，加之頻繁殘酷的軍事攻擊、嚴密的經濟封鎖阻斷了蘇區和相鄰各省的貿易往來，流通貨幣短缺、物資極度匱乏，國民黨還將大量假幣流入蘇區，造謠破壞，干擾蘇區經濟金融。“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問題”，革命事業需要大筆經費，軍需、日用，樣樣有支出，根據地的經濟金融建設在根據地初創之期都是當務之急，面對嚴酷的形勢，根據“八七會議”精神，中國共產黨領導組織根據地黨員群眾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開天辟地地將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根據地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同時先后建立金融機構，發行根據地貨幣，籌措和收攏資金，活躍農村商品經濟，解決物資匱乏和人民貧苦的問題，從物質上保障紅軍供給，支援革命戰爭。

長征之前，海陸豐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海陸豐勞動銀行，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東固平民銀行和東固銀行，贛南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江西工農銀行，閩西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閩西工農銀行和多個區縣信用合作社，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石首農業銀行、鄂西農民銀行、湘鄂西省農民銀行、鄂北農民銀行、鶴峰蘇維埃銀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銀行、經濟公社和信用合作社等，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建立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贛東北省蘇維埃銀行和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建立平江縣工農銀行、鄂東農民銀行、鄂東南工農銀行，湘贛革命根據地建立湘贛省工農銀行、川陜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陜北根據地建立有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陜甘晉蘇維埃銀行。從1929年到1936年蘇維埃政權共創立46家革命根據地金融機構，共有77個貨幣發行機構，發行400多種貨幣版別。

在國民黨反動派頻繁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局勢下，各根據地的革命斗爭形勢嚴峻，金融工作在摸索中發展，很多根據地的金融機構存續時期也較短，但在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舊金融體系和高利貸剝削制度，建立真正代表廣大工農利益的金融事業方面，共產黨人作出了翻天覆地的探索和嘗試。

三、革命根據地金融事業的發展

革命根據地的金融事業，發行機構主要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經濟組織、蘇維埃政府或政府的行政部門等三類，成立的金融機構地域都比較分散，由于戰火頻仍，交通不便，各自獨立保留貨幣發行權，發行紙幣、布幣、金屬幣，如勞動券、銀元券、兌換券、流通券、信用券、銅元券等，其中制作數量較大的仿制銀元以便從白區中換取根據地的軍需和生活急需品；金融機構還各自制定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大多以“沖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活潑蘇區金融”為創辦宗旨；建立十足兌現的貨幣發行基金發行貨幣，采取控制貨幣發行量，發行公債、擴大生產等穩定貨幣措施；加強銀元出口管理，很多銀行和信用合作社還開展了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以及代理財政金庫和公債的發行存支等主要業務。雖然蘇區經濟普遍不發達，工農群眾手中存錢很少，吸儲較為困難，鄂東南地區還開展過一次群眾性的存款運動，同時流通貨幣龐雜，國民政府銀行發行的貨幣、商會錢莊發行的票幣，給統一金融市場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傲雪欺霜的革命志士仁人，依然在艱難困苦中想方設法發行貨幣、開展存貸款業務，加強政治教育，宣傳動員群眾使用根據地貨幣，實行減價比價策略、驅逐白區貨幣，禁止私人銀行、錢莊發行票幣，計劃統籌蘇區經濟、統一資金調度、提高群眾購買力、促進物資交易流動，通過信貸活動支持政府主辦的企業和家庭手工業，改善群眾生活、穩固蘇區政權，在金融戰線上密切配合軍事作戰。

在金融戰線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逐漸獲得了新的認識。革命根據地貨幣由初期的可兌現的銀行券紙幣，逐漸演變為不再兌現的價值貨幣，貨幣發行的原則由原來的十足兌現的銀元本位逐漸演變為以經濟發展為需要，適當增加市場貨幣容量，也就是戰略物資本位。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指出：“國家銀行發行紙幣的原則，應該根據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這一方面的注意是絕對必要的?！贝髸ㄟ^的《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中進一步明確：“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之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昂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極大的（地）活潑蘇維埃金融，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是增加市場吸收紙幣的容納量與保持紙幣信用的重要辦法。”

四、長征途中金融活動基本停滯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炮轟沈陽北大營，發動“九一八事變”，陸續侵吞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難當前，國民黨反動派竟然對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對日軍棄甲曳兵，對日采取“撤退代替進攻”軍事戰略，對內則強硬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加緊對工農紅軍根據地發起大規模的“圍剿”，“圍剿”重點是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殘酷的經濟封鎖阻斷了蘇區和鄰近各省的貿易，很多人死于饑荒和戰亂。

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圍剿”中，國民黨動用10萬余兵力；1931年2月至5月第二次“圍剿”中，動用了約20萬兵力；1931年7月至9月，第三次“圍剿”出動30萬兵力；第四次“圍剿”發生在1932年5月至1933年3月，國民黨動用約40萬兵力；第五次“圍剿”開始于1933年9月一直持續到1934年，國民黨50萬軍隊進攻蘇區，先后投入了100萬軍隊參加“圍剿”行動。到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敵人大規模瘋狂“圍剿”，由于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指揮，紅軍雖浴血奮戰，卻遭受重大傷亡，中央根據地失守，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史詩般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大部分革命根據地銀行被迫停止業務活動，蘇維埃貨幣也暫停了發行。

長征途中，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曾四次發行臨時紙幣，殘酷的軍事形勢，使每次發行都是緊張地開展兌換和回籠工作，由于有充足的物資保證，貨幣隨時十足兌換，即使是短期的貨幣發行，在當地群眾中都有良好信譽，遵義停留時最具代表性，遵義商店很多，用紅軍票既可買到日用必需品，又可隨時兌換現洋，群眾爭要紅軍票，離開遵義時，國家銀行工作人員連夜用現洋兌換完群眾手中的紙幣。1935年3月，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隨紅四方面軍向川西轉移途中，戰事吃緊的局勢下，依然開設分行、發行貨幣、辦理信貸、兌換金銀。陜甘、陜北等革命根據地，相繼設立了陜甘邊區農民合作銀行、神府特區抗日人民委員會銀行，開展金融業務活動，堅持發展根據地金融事業。

（作者：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